培養“總統”要趁早——美劇中的“政治游戲”

原標題:培養“總統”要趁早——美劇中的“政治游戲”

培養“總統”要趁早——美劇中的“政治游戲”

吳晨/文

奈飛網劇《政客》(The Politician)完全顛覆了青春少年劇的三觀,將矛頭直指美國民主制度的病入膏肓與個人主義政客的方向迷失。這部青春劇背景下的富家子弟、私立高中、常春藤的成長路徑與從小就培養的野心勃勃,在強調階層固化的美國,政治可以是1%巨富的角斗場,是優等生的人生選擇,但競選有方的政客容易塑造,擁有遠大抱負的政治家卻難求。

青少年劇集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American Pie》(美國餡餅),把派對、Prom(高中的畢業舞會)與性,交織在一起,營造出一種“放縱玩樂”的高中敘事。《政客》卻是校園青少年劇集的變種,從競選高中學生會主席這個視角去看“野心勃勃”的一群富家子弟的成長道路。

主角佩頓(Payton)是一個特別希望規劃好自己的成長道路的人:富家子弟(雖然是被領養的),一心想進入哈佛(因為哈佛出的美國總統最多),目標是成為美國總統,甚至他的同樣富家出身的女朋友也以第一夫人為矢志發展的目標,而他身邊也聚集了一批語速超快,同樣野心勃勃的年輕人,很早就認同佩頓的潛質,并且愿意圍繞在他身邊眾星捧月。

可以說,這是一幫生活優渥的優等生的高中生活,除了約略展示出的“流動的性”——把同性戀當作一種新鮮事物去嘗試,就好像是最新的流行一樣——幾乎沒有派對和放縱的情節。他們在意的是能否上最好的大學,競選學生會主席的經歷是否能在自己未來政治生涯中加分,在小小的學校池塘里練就自己的一套競選武功。

這部青春劇中充滿了對政治的揶揄,或者說對美國政治生態“墮落”的一種白描,而年輕人的有樣學樣,更凸顯政治制度的病入膏肓,或者政治的負面因素深入骨髓。

第一季的主題是競選高中學生會主席,但無論是班底和架勢都有模有樣,有策略,有民調,有演講,縮略了美國競選的重要元素,歸納有三:

首先,少數族裔是加分項。但,這幫富家子弟真正關心少數族裔么,還是用少數族裔來為自己裝點門面,滿足“政治正確”的需求。佩頓在挑選競選搭檔的時候,選了一位罹患癌癥的邊緣女孩,為的是爭取同情票,為的是營造一種“誰都可以圓夢”的理想氛圍。而他的競爭對手是兩位女孩子,而且其中一位還是“中性”的黑人女孩,敘事也同樣是雙女生組合,黑人女孩擔任學生會副會長,都是歷史的突破。不過這種為歷史而歷史的選舉,很蒼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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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選舉最怕的是家丑見光。佩頓的搭檔“癌癥女孩”最終被證明其實是被自己的外婆毒害,而佩頓的團隊竟然動用了“不道德”的手段,組織一場所謂的獻血活動,為的只是去拿“癌癥女孩”的血液去檢驗,這么小就修煉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厚黑學,難怪被人認為是天生的政客。他們也選擇在家丑暴露之前將“癌癥女孩”趕下車,同樣顯示了政客無情的一面。

第三、民調是工具,邊緣派也有短暫的“高光時刻”。在一場民調接近的比拼中,競選雙方都想盡辦法爭取邊緣人(尚未決定者)的選票,邊緣人也只有在大選的前夕才能夠被青睞,迎來高中時代絕無僅有的高光時刻。又是反諷。

第一季的結尾,佩頓團隊在三年后(都出落成二十歲出頭的大學生)計劃參選紐約州議會參議員(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成為聯邦參議員之前,也曾經擔任過伊利諾伊州議會的參議員,并為此在競選中走透伊州的每一個鄉鎮)。這場貨真價實的選戰(學生會選舉相比只能是過家家),卻從一開始就充滿了投機。他們瞄準的在位者已經很多年競選連任時沒遇到挑戰者,根本沒有競選的組織。而選戰策略則是主打一個議題:紐約的公共交通問題。這是一個普羅大眾都很關注的議題,同樣也是一個比較容易打擊在位者的議題。

但是,到了第二季的開頭,佩頓卻轉換了議題,不再糾結于公共交通這樣不同階層和族群都關心卻不一定有共見的具體問題,而是選擇了一個宏大地多的話題——環保問題。他的競選主題變成了宏大敘事:如果不再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紐約不久就會被海水淹沒。如此一來,把整個競選變成了代際之間的分割。競選的敘事陡然變成:在位者代表的老一代,因為對環保問題尤其是減排問題不用心解決,氣候變暖導致的環境失控的問題將成為留給下一代人的災難。由此推出的行動點也很明確:年輕人,尤其是從未投票過的選民,需要采取行動,選出自己的代表來,參與政治帶來改變。

這一套敘事收到了三方面的效果。

第一,它很明確的點出了希望影響的基本盤是誰?佩頓團隊試圖影響對宏大議題、環保議題特別在意的年輕人,以及那些對宏大議題并不那么關注,卻覺得加入到激進年輕人鼓動的浪潮中很酷很潮的一大群跟風的年輕人。議題的選擇也非常巧妙,恰恰因為這樣的宏大議題距離年輕人的具體生活很遠,但卻基本上能夠贏得相對一致的贊同,反而會比具體的交通問題更能發動最多的年輕人參與。

第二,它也強化了“單一議題”的影響力,目標并不真是為了改變世界,而是為了推動年輕人去投票。西方政治的最大問題就是年輕人的參與感越來越少,覺得政治與他們無關,一些議員的席位沒有競爭對手,一些選區投票率低到只要幾千票就能當選。而這樣的現狀也會讓有感染力的候選人抓住機會,讓佩頓這樣的天生投機政客可以有機可乘。如果他們能鼓動通常不大出來投票的人去投票,提升投票率,他們就很有可能贏得選舉。

第三,它人為制造出一種割裂,這恰恰是恰恰時美國政治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佩頓的團隊創造出一種你們與我們的差別,一種前浪與后浪的區別,一種過氣了的和新生的不同。而在這種制造出來的差異中(第二季最精彩的一集恰恰是從選民視角——一對紐約的母女的視角——去審視這種割裂以及最終彌合這種割裂的偶然因素)在人為制造的兩極分化過程中,調動起選民的情緒,訴諸選民非理性的情緒。如果剛剛踏入政壇的年輕人就很清楚制造選民的分裂對自己有利,美國民主想要再回到建國者所提倡的溝通和妥協就更難了。

但選舉與施政有著天然的區別,一個依賴單一標簽當選的州參議員,在施政過程中能夠推動什么改變?在第二季結束佩頓梳理成績的時候,列舉了一系列跟綠色能源相關的數據:建設了多少屋頂的太陽能板和市內的綠色充電樁。但是這些建樹與普羅大眾,或者說斗升小民的需求太遠了。教育、醫療、交通、貧富差距、公共服務,一系列最基礎的問題,被這位天生的政客忽略,紐約還是那個紐約,但是在年輕人的心目中,佩頓已經有了明確的“綠色標簽”。

所以最終,《政客》想表達什么?我想至少有三點:

首先,美國社會制造出太多野心勃勃的政客,那種鼓動性的,能夠滔滔不絕,特別善于引述數據,能說理但是又能把說理說地特別有煽動性的人。這種政客從一開始就把向權力頂峰攀登作為人生的目標,他們最大的盲點恰恰是對美國真正需要的改革無動于衷。

其次,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政客?佩頓把入住白宮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就好像硅谷的年輕人把創建下一個亞馬遜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一樣,為此他愿意從小就踏入不斷的競選之中。入主白宮,成為全球最有權勢的人,的確可以激勵一代又一代人,但也可能成為煽情的突破天花板敘事: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做到了);第一位女性總統(希拉里失之交臂);第一位黑人女性總統(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現在最大的壓力就是去選擇一位黑人女性作為搭檔);第一位亞裔總統?拉丁裔總統?但是這種突破天花板的標簽一方面體現了美國種族階層固化的現實,另一方面卻又完全有違于選舉政治的本質——選舉是為了讓最有能力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最有可能踐行選舉承諾的人,最有魄力解決現有問題的人,最有眼光為國家未來規劃道路的人,有機會去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了填補某種“政治正確”的空白。

再次,在選舉與施政之間必須有所平衡。有的人基本上不是在競選的路上,就是在募資的路上,這恰恰是美國政治的最大軟肋。劇集里沒有正面提到選舉其實需要花很多錢,當然預設佩頓是個富家子,也就表明,他不大需要為募資費心(這又是另一個選舉的悖論,你不希望選舉變成某種貴族的游戲,希望窮小子也有機會出人頭地)。但是,如果一個矢志于選舉,而且特別精到選舉的人,而且以每一個當選的職位作為自己進身之階,只為了達成入主白宮的夢想的人,是好的政客么?他可能練就了一套競選的本領,卻可能并沒有多少施政的經驗,他如何避免被一系列既得利益者所捕獲?

蘇世民年輕時曾經求教于曾擔任紐約州長的耶魯校友哈里曼關于年輕人是否該投身政治的問題。哈里曼的回答很有代表性,“如果你對政治感興趣,那么我建議你先竭盡所能去賺錢。如果你決定要參與政治,那么金錢會確保你的獨立性。”《政客》通過一番戲謔,把政治消解成為富家子弟野心勃勃的成長戲劇,也消解了整個美國政治體制的嚴肅性。

(作者為《經濟學人·商論》執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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