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性與差異:人類社會能走多遠

原標題:共性與差異:人類社會能走多遠

共性與差異:人類社會能走多遠

——訪《藍圖》作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

陳麗萍/文、訪

“我們飛越了美國上空,突然間我看到了雪,這是我們在軌道上看到的第一場雪。我從來沒有去過美國,但是我想,秋至冬來,這個地方應該與其他地方一樣,為迎接秋冬到來所做的準備也是一樣的。在這個時刻,我被自己突如其來的一個感受深深震撼了:我們所有人都是地球的孩子。”

在《藍圖:好社會的八大特征》一書中,身為耶魯大學人性實驗室(Hu-manNatureLab)的負責人、醫學博士及社會學教授的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A.Christakis)引用了宇航員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夫的這番話,表達了自己對于人類社會的核心觀點:人與人之間更多的是團結,而不是分裂,社會基本上是良善的。近十余年時間,尼古拉斯都致力于通過人類學、社會學、遺傳學、進化生物學、歷史學、哲學等多個學科的交叉研究,揭示人類社會的良善本源。然而,到了本書正式面世的2019年,英國脫歐、特朗普上臺、逆全球化的世界卻與這本書中所描繪的人類社會的“美好藍圖”背道而馳。在書中,尼古拉斯提及美國社會正在面臨的共識危機:“寫這本書時期,美國似乎陷入了一種存在多個極端嚴重分裂的狀態,比如右翼和左翼、城市和鄉村、宗教與反宗教、自己人與局外人,以及有產者與無產者等。大量的分析結果表明,目前美國社會所面臨的政治極化和經濟不平等到達了一個世紀以來的峰值……人們甚至對‘大熔爐’這一共同意識形態的承諾產生了強烈的動搖”。在4月16日,尼古拉斯接受英國機構RSA的線上視頻采訪時,談及新冠病毒所帶來的人類社會的新變化,“但新冠病毒讓我們彼此都處于隔離狀態,大多數人只是模糊地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所以反常的是,我們大家確實正在經歷一場人類集體災難,但我們卻彼此隔絕。”

從1995年開始,在擔任大學教職和從事科研工作之外,尼古拉斯擔任臨終關懷醫生長達16年之久。他親眼目睹了無數具有不同身份背景的病人,在生命走到盡頭之際,展現出的共同的人性:彌補自己曾犯下的過錯、靠近自己的親人和愛人、講述自己的故事并渴望平靜坦然地死去。尼古拉斯通過母親的離世開始思考死亡這一命題。在2011年的一篇訪談中,他曾說:“我6歲時,母親就被診斷出患有惡性腫瘤,我25歲時她就去世了。我的整個青春時期都與一個身患重病的母親相伴。我認為如果誰有這樣的成長經歷,就不得不被死亡這一主題吸引。這種經歷使我對醫學和臨終關懷產生了興趣。必須要承認的一點是,我們的社會對臨終生命的關懷少的可憐。如今談論醫學和公共政策中的弱勢人群是一種時尚,但我認為,你很難找到比垂死之人更加弱勢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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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古拉斯目前所負責的人性實驗室(HumanNatureLab)的網頁上,附有他個人38頁長的學術簡歷:1984年,尼古拉斯以最優生的身份獲得耶魯大學生物系理學學士;1989年獲得哈佛大學醫學院博士學位;1995年獲得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從2001年到2013年,他作為醫學-社會學教授,在哈佛衛生保健政策系和醫學院執教;2013年開始,回到自己的母校耶魯大學,擔任社會和自然科學、生態與進化生物學以及生物醫學工程教授(SolGoldmanFamilyProfessor)。然而占據履歷大部分篇幅的則是其在多個學科領域發表的學術文章和論文、相關演講及教學課程。2011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對他的評價是:尼古拉斯(Christakis)具有非同尋常的跨學科專業知識……世界上沒有多少人擁有他的履歷,他不僅在著名的科學和醫學期刊(例如《自然》、《科學》和《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發表多篇文章,并且在社會學和經濟學領域的期刊上也著作頗豐。”

尼古拉斯豐富的跨學科背景也讓他看到一些被學術界忽視的問題,“社會科學停滯了,其提供了近100年來基本上相同的學術部門和學科: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和政治學。這不僅無聊,而且適得其反,限制了對科學前沿技術的參與,并扼殺了新的有用知識的創造”,2013年尼古拉斯在發表于《紐約時報》的文章《讓我們重整社會科學》(Let’s shake up the socialscience)中指出了社會科學面臨的困境,“我并不是在建議社會科學家停止教授和研究諸如壟斷權力,種族特征和健康不平等之類的經典話題。但是每個人都知道壟斷權對市場不利,人們都會有種族偏見,疾病在社會階層之間分布不均。繼續研究此類主題的收益越來越小。反復觀察這些現象并不能幫助我們解決它們。”在尼古拉斯3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他見證了科學部門的傳統頭銜變成了系統生物學、神經生物學和分子生物物理學等新詞,他認為,這些變化首先反映并發展了跨學科的思維方式,但社會科學部門仍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人性實驗室則最大范圍地體現了尼古拉斯改變世界的野心。“我們從進化生物學、遺傳學和社會學的角度觀察社會中人類的互動行為,并進行實驗以探究我們該以什么方式干預世界并使其變得更好”,2014年,他在剛剛成立實驗室時,如此雄心勃勃地告訴《耶魯大學日報》的學生記者。如今,尼古拉斯帶領他的實驗室團隊,已經在諸多問題上取得了成果并發表論文,比如觀念,規范,以及生物傳染(細菌)如何在人類中傳播,如何利用對此的理解來干預社會系統,以改善世界;如何通過改變欠發達地區村莊中有影響力的人對于公共衛生實踐的看法,來改變整個村莊的衛生觀念;如何通過蠢人工智能(DumbAI)補充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進而減少網絡上的種族主義;如何利用有缺陷的AI編程,增加人們的錯誤選擇,從而釋放出更多解決問題的可能性等等。

在學術工作之外,尼古拉斯和自己的妻子艾瑞卡(ErikaChristakis)還曾兼任耶魯大學所羅門住宿學院的院長和副院長。然而在2015年萬圣節期間,其妻子對學院管理層發送的一封標題為“萬圣節和耶魯社區”的郵件提出了質疑。在給學院本科生的郵件中,她認為經由管理層勸告學生避免穿戴“政治不正確”的服飾的行為侵害了校園內的言論自由。二人隨即卷入耶魯大學的校園抗議活動當中,并遭到部分非裔美國學生的抵制和言語攻擊。尼古拉斯與學生之間的辯論視頻在美國引起了全國討論和關注。此事件8個月后,尼古拉斯辭去了院長一職,他的妻子則徹底離開了耶魯大學。

事后,在有關這次耶魯大學的校園抗議活動的紀錄片中,尼古拉斯的成長背景得以展現。他來自一個多種族家庭,他的母親收養了不同種族背景的孩子,并一生都致力于科學和人道主義事業,而尼古拉斯擁有非洲裔美國人和中國的兄弟姐妹。尼古拉斯的妻子則一直從事兒童教育的研究,一直照顧受虐婦女,市中心兒童和無家可歸的吸毒者。

在2017年,與山姆·哈里斯的訪談中,尼古拉斯回憶當時自己所遭受的精神危機:“當時有一名學生非裔美國學生對我說,‘你無法理解我們的困境,因為你是中年人,白人和男性’,這真的讓我揪心,我對她說我理解她在說什么,盡管我的性別,年齡和膚色與她不同,但我仍然能夠理解她,并且我有興趣努力理解她,并且希望她能理解我。即使生活中有著不同的軌跡,我們也可以找到共同點或共識:一個人從小就與貧困作斗爭;另一個人與離婚的父母作斗爭;另一個人乘船逃離越南;另一個人目睹了暴力。當人們放棄對人類共同人性的承諾,當人們被霧化,當人們相信只有某些類型的人有權使用某些類型的文化思想或比喻時,就抹殺了我們共同的人性,而共同的人性才是我們能夠進行相互交流的基石。”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副教授金蕾,早年在哈佛做博士后時,曾與尼古拉斯合作發表過有關婚姻與健康的論文,在接受我的采訪時,她說:“在我看來,他是一個開放、包容和樂于給予人幫助的人,對于社會公義問題非常關注”。她還特別提及,在求學期間她正經歷親人的去世,而尼古拉斯和她分享了自己母親去世的經歷,借此開導和安慰她。

2019年,尼古拉斯的新書《藍圖》出版,在諸多訪談中,他不得不再次回應這次事件,他坦言那段時間是他人生中一段“充滿挑戰的時期”(achallenging period of my life)。在《藍圖》的結尾處他再次強調:“當我們環顧世界,可以觀察到永無止境的、近乎永恒的恐懼、無知、仇恨和暴力。從我們自身的位置出發,我們還可以無窮無盡地列舉不同人類群體的各種細節性特征,突出強調他們之間的差異。但是,這種通過突出和強調差異,將人類相互隔離開來的‘悲觀主義凝視’,反而會錯失至關重要的潛在一致性,從而導致對人類共同人性的忽視。大量進化社會學研究(我們也參與其中)的結果表明,世界各地的人們都被預設為可連接的,并都能夠建造一個特定社會,即一個充滿愛、友誼、合作和學習的地方。”

尼古拉斯認為史蒂文·平克(StevenPinker)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所持的觀點是正確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當下人們的壽命更長,饑餓和暴力更少。但他認為單從歷史、哲學的角度去論證這一趨勢會使人類社會的故事變得脆弱,“在解釋人類社會的時候,把某些歷史因素看得比進化因素還要重要,有一個重大的危險,會使人類社會的故事變得更加脆弱。認為特定的歷史因素最重要,甚至可能會誘使我們放棄努力,并覺得好的社會秩序是‘不自然’的。”他在一次采訪中重申:“我們不能僅僅意識到是歷史力量正在使我們變得更好,而且更深,更古老,更強大的力量也在發揮作用,這個力量就是自然選擇。”

幾乎在每一次公開演講和對話中,尼古拉斯都要提及自己是個樂觀主義者。“我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樂觀主義者。我認為總是有做事的可能性。我的意思是,誰想要變得悲觀和虛無呢?對于我來說,這不是度過人生的方式。”

校園抗議活動三年后,尼古拉斯被授予耶魯大學最高教席斯特林教授(SterlingProfessor)頭銜。2020年7月7日,美國《哈潑斯雜志》發表《關于正義與公開辯論的公開信》,在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的名字下面,我找到了尼古拉斯的名字“NicholasA.Chris-takis,YaleUniversity”。

訪談

問:經濟觀察報

答:Nicholas A. Christakis    

問:你在今年4月16日,曾接受了英國RSA(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的線上訪問,你提及在今年新冠病毒爆發之初,你就和中國的科學家一起工作,并且聽說你目前正忙著完成一本有關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新書,可以和我們談談這本書嗎?

答: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新書幾乎是在《藍圖》結束的地方延展開來的。《藍圖》談論了人類是如何進化到通過社會交往進行生活,而我們得以開展社交生活的原因之一是我們懂得如何彼此學習,因此當我們聚到一起彼此學習時,我們也有遭受暴力,自私或沖突的危險。當我靠近你學習一些東西,同時我也因為會承擔風險,其中之一就是接觸到傳染性疾病。所以在《藍圖》中,我的思路之一就是:藍圖是細菌的傳播是我們散播思想所要付出的代價。因此,我的新書《阿波羅的箭》(Apollo’sarrow)實際上探討了流行病一直以來都是人類經驗的特征之一。我們之所以認為冠狀病毒的流行很嚴重和罕見,是因為我們是當代人。但實際上瘟疫已經持續了數千年。在中國古代就有應對瘟疫的女神,所以瘟疫對我們這一物種來說并不新鮮。瘟疫或許對當代人來說是新的體驗。但實際上它是人類經驗的一部分,這就是我在新書中談論的內容。

問:在《藍圖》中,你特別強調悲傷與死亡可以幫助人們獲得理解和同情他人的能力。你認為人類在經歷新冠大流行之后,會變的更加團結和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嗎?如果依循你在《藍圖》中說的:人類進化的弧線是向善傾斜的,人類的世界會變的更好,但目前的情形并不樂觀?

答:瘟疫同時也會產生沖突效應。一方面,我們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我們共同的人性,因為我們現在都在同一個共同的敵人作斗爭,冠狀病毒是一個共同的敵人,因此一方面,你可以想象瘟疫時期人們會聚集在一起;但是當許多人死亡時,人們也會變得很自私。在瘟疫時期,人性中惡的一面會被突出,進而我們會開始區分彼此,然后相互指責。在公元前430年的古希臘,理智的希臘歷史學家在雅典大瘟疫期間談論了雅典人如何指責斯巴達人。所以總是要有一個替罪羊成為造成問題的原因。瘟疫可以使我們團結起來對抗一個共同的敵人,但也會誘使我們互相指責。

問:你認為人們可以停止責備,意識到合作和交流的重要性嗎,還是會往更糟的方向發展?

答:我認為兩者都會發生,但最終我認為合作的好處將更加明顯。在瘟疫籠罩中,是會誘發不共享信息和不合作的情況,但我的觀點是最終事情會變得可行。我認為人們會看到合作的好處。

問:你認為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會阻礙合作嗎?

答:的確,文化是不同的。中國人與希臘人、美國人之間有很大的差異。但《藍圖》中的論點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有一些基本的東西是相同的。我去過中國,中國人都愛他們的伴侶,愛他們的丈夫,妻子和朋友。中國彼此合作,建立社交網絡,相互交流,就像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樣,因此無論你去哪里,包括中國在內,你所看到的所有這些深層和基本的品質是相同的。即便我們有不同之處,中國人與美國人有不同的幽默感,在公眾場合有不同的規范和舉止。但是,我想說的是,我們之間的相似性要大于差異性,這也是《藍圖》中的觀點。

問:在你的書中,你有提及自己親身經歷過的幾個歷史事件,這些經歷對你有什么影響嗎?

答:我不能說我參加過任何歷史事件。我當然目睹了其中的一些,但與這本書有關的經歷是我作為臨終關懷醫生的經歷。我是科學家,我主要的工作是從事科學研究,但我同時也照顧了很多年病重的垂死之人,當我在床邊看到許多人死去,這樣的經歷增強了我對人類共同人性的信念,因為在將死的時刻,我們所有人都有非常相似的愿望。我們彼此沒有太大的不同。

問:在《藍圖》中,你認為美好的人類社會應該具備八大“社會套件”:擁有和識別個人身份的能力;愛伴侶和子孫后代;友誼;社會網絡;合作;對自己所屬群體的偏好(內群體偏好);溫和的等級制度;社會學習和教育。為什么“擁有和識別個人身份的能力”排在第一位,而且你還認為個人身份為愛,友誼和合作奠定了基礎,使人們能夠跨越時間和地域的限制,忠實地回報他人所提供的良善。為什么個人身份是建立良好社會的前提?

答:是的,因為你必須記住誰是你的配偶,必須記住誰對你好,或者你與誰發生過性關系,或者你曾與誰合作過,又或者,如果你是個孩子,你必須能夠向你的父母發出信號:這是我,而不是別人的孩子。因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識別個體身份的能力對于所有其他社會功能來說至關重要。如果我們要相互合作,我們需要知道誰是誰;如果我們要相互交流,你需要能夠記住你的朋友……我們人類不像動物,我們沒有進化成同一個模樣。每個人都有一個獨特的身份。只有我們獲得了個人身份,我們才能獲得正常的社會生活。

問:那么“內群體偏好”和“個人身份”之間存在矛盾和沖突嗎?我們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答:當然,它們之間經常存在緊張關系。在某些時候,這對我們有利,不僅是暫停我們的個性,而且是暫停我們的自私。個人身份和自私之間是有區別的,作為一個個體與他人交流,總好過作為一名集體的一員與他人交流。換句話說,我應該把你當作一個獨特的人,而不是一個中國人,或者一個女性。這些身份對你來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誰。

問: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的確,我們應該意識到個體在社會中的重要性,但同時不平等問題是廣泛存在的,特別是大流行之后,原本已經很脆弱的個人和群體關系變得更加緊張,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平衡個人自由和集體利益?

答:這是個好問題。我認為當爆發傳染性疾病時,平衡會變得更加困難。例如,多年來,我有很多中國研究生,他們向我發送了有關2月和3月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從1月下旬開始,中國實施了封閉式管理措施……中國人的確在短時間內成功地阻止了病毒的傳播。但是,并沒有治愈病毒,病毒仍然存在……

問:在《藍圖》中,我發現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多次被引用和提及,這本書在1980年代就曾被譯介到中國,在中國很多人知道這本書,很多讀者受到這本書的影響。因此,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你認為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本書?

答:我會說基因是自私的,但人卻不是。實際上,我認為理查德·道金斯也會同意這個說法。理查德不僅注意到了基因的自私性,而且還注意到人和動物是注重合作和利他的,在過去的三十年中,科學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了人類利他主義的起源,當然我的書也對此做出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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